五代宰相韦庄：辅佐蜀主开国定基，为一壶泸州酒而痴迷

历史学家余英时曾言：“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‘士’的理想典型。”但若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找寻一位最接近“士”的人物，恐怕非韦庄莫属。

生于大唐帝国衰落之际，历经风雨飘摇的五代乱世，却始终不坠青云之志，由一个蹉跎落魄的逃亡诗人，一跃成为才能卓绝的开国宰相。

这段传奇经历无论放在任何一个文人身上，都将青史留名。

晚唐泸州，黄舣江边。

前蜀宰相韦庄，在一番酣畅淋漓的痛饮后，趁着酒兴挥洒笔墨，将一派儒雅闲适融入到风光逶迤的春光当中：

“泸川杯里春光好，诗书万卷偕春老。清酒一壶提，此时心转迷。黄莺休见妒，枝头喜相扑。一醉卧残阳，弥菱我最痴。”

纵观韦庄的一生，既有扶危救世的达济天下，又有羁旅漂泊的孤苦无依。“求食求仕，浪迹万里”，称得上是他一生的命途轨迹。

行至暮年，来到江山如画的泸州，韦庄得以纵情山水，吟咏自娱，并伴有诗人墨客时相过从，与他饮上一壶泸州佳酿，慰藉那在乱世中漂泊的灵魂。

唐文宗开成元年（836年），韦庄出生于京兆杜陵，民间素有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”的说法。先祖韦见素是唐玄宗时的宰相，曾祖韦少微为宣宗时的中书舍人，门中共出了近二十位宰相，为煊赫一方的名门世族。

|韦庄画像。韦庄(约836～910年)，字端己，京兆郡杜陵县(今西安市长安区)人，五代时期的前蜀宰相，与杜甫一样是以京兆郡为郡望的士族，与温庭筠同为“花间派”代表诗人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到了武宗统治时期，历经有唐一代最为激烈的党争，杜陵韦氏已经变得败落不堪。韦庄由于早年丧父、家道中衰，已由一个门阀世家的公子沦落为贫寒人家的书生。

据史料记载，韦庄少时“孤贫力学，才敏过人”。贫苦的家境并未限制个人才能，反而让他过早显露出惊人的才华。

心怀大志的韦庄，将考取功名视作振兴门庭的唯一道途，这条道途虽然走的异常曲折，但也异常坚定。

|杜陵韦氏在唐代声名显赫，深得李唐王朝的宠重，士人当中有着“乡里衣冠不乏贤，杜陵韦曲未央前”的说法。这样的家庭出身强化了韦庄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，考取科举不仅是振兴门庭的有效途径，更是为国效命的最终道途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咸通二年（861年）春，年仅二十五岁的韦庄首次踏上科考，在路过长安驿站时，他作下《关河道中》，其中一句“平生志业匡尧舜，又拟沧浪学钓翁”，道明自身想要“兼济天下”的宏伟理想。

然而，就在韦庄考取功名期间，长安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，来势汹涌的黄巢起义给衰朽毕现的唐王朝致命一击，此时的大唐已如强弩之末江河日下。

生逢乱世，羁旅漂泊自然成了晚唐士人的宿命。

|黄巢之乱后长安被战火损毁，韦庄带着一家先东奔至洛阳，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《秦妇吟》，其后一路向南迁徙，来到江苏镇江落脚。风光逶迤、诗情画意的江南，暂时抚慰了韦庄漂泊的心灵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韦庄自黄巢兵乱身陷长安三年后才得脱逃，其后流落江南数十载，几度辗转于藩镇之间，充当诸侯的食客幕僚，过着寄人篱下的乞食生活。

在外流浪漂泊的过程中，韦庄亲眼目睹了底层民众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的惨象，心中忧国忧民的士人之魂被激起，写下了震惊古今诗坛的《秦妇吟》。

在这首长达1600多字的叙事诗中，韦庄以一姬妾秦妇的亲身经历为线索，痛斥统治阶级与黄巢起义军的残暴行径。其中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”，更是将晚唐士子受人凌辱的悲愤渲染地淋漓尽致。

|《秦妇吟》局部。后世人把此诗与汉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、北朝乐府《木兰诗》并称为“乐府三绝”，并认为它是唐代叙事诗继杜甫“三吏三别”和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之后的第三座丰碑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历经长期战争的洗礼，韦庄原先一心所系的科举入仕，统统化作梦幻泡影。他的思想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开始由关注一己之私转而体察社会现实。

就在韦庄于江南四处游历，探察民情之时，不远千里外的京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再度点燃了他心中的仕进之梦，唐昭宗接替僖宗成为新一任君主。

史称唐昭宗“以僖宗威令不振，朝廷日卑，有恢复前烈之志。尊礼大臣，梦想贤豪”。这些恰好与韦庄“志匡尧舜”的理想不谋而合。

|昭宗即位之初重视人才选拔，梦寐英贤，希望可以让唐王朝起死回生。韦庄感到朝局有变，又会有自己的一番天地，于是便折回长安参加科举，重返建功立业的道路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昭宗继位为日益衰微的唐朝开辟了全新气象，遂即凝聚了士人群体的广泛支持，原先漂泊江南的北方士子纷纷折返长安，韦庄正是在一次次的送别故友中强化了返回家乡、进入官场的夙愿。

景福元年（892年），在外漂泊三十年之久的韦庄终于得返长安，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被岁月蹉跎成白发苍苍的老翁，但却仍对科举踌躇满志。这一次上天也终于降下垂青，让他以花甲高龄考取进士，达成了毕生未竟的理想。

令人惋惜的是，按照唐代官吏选拔政策，科举及第后，还须再经吏部测试合格，才能授以官职。但在吏治腐败的晚唐，获取官职与权贵的提携紧密相关，纵使韦庄四处拜谒权要、寻求举荐，也仅仅被授予校书郎一职。

|韦庄于花甲之年进士及第，想要完成他作为封建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，却一直徘徊于核心政治圈之外，只能做校书郎这样的的小官，难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从名震京师的两榜进士到位卑言轻的九品郎官，命运再次愚弄起了韦庄，但备受冷遇的他并未自怨自艾，而是将一腔抱负全部寄托于匡扶社稷之上。

生逢乱世，纵有一腔抱负，偏偏报国无门。就在韦庄步步升迁之际，宦官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宫廷政变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将昭宗软禁于宫闱当中。

失去精神支柱后，韦庄本该蒸蒸日上的仕途就此中断，对于唐王朝也彻底心灰意冷。为了不让自己在有生之年身负遗憾，他决心找寻一位英主，来实现自身宏图。

黄巢起义军攻进长安时，韦庄避难的江南曾是文人的主要集散地，可淮南、浙西等地多遭战乱波及，远比不上恃险偏安的蜀川。

群山和高原环抱构成四川盆地的天然屏障，蜀川既与周边的关中、江汉、云贵和藏区等地理单元相互沟通，同时又自成一体，自古便易守难攻。

战国时期，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西部边缘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，从群山中飞驰而下的岷江在这里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，灌溉着两侧农田，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的天府之国美誉就此得名，在农业时代无异具备巨大的区域地理优势。

|都江堰的鱼嘴分水工程位于岷江和外江的交汇处。它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水流的自然规律，通过科学合理的分流和引导，自动调节岷江和外江的水流量，使大量的水流向外江，减少了进入成都平原的洪水量，同时保证了成都平原的水源供给。可以说，都江堰的建成，使得成都平原的农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由此成为一个富饶的粮仓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所以，每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，蜀川得以凭借天堑保境自守，坐观局势变化，成为少有的安定之地，自然容易招致士人青睐。

晚唐时，盘踞在蜀川一带的藩帅，正是有着“尊崇士人”美名的王建。据北宋欧阳修撰写的《新五代史》记载：“王建为人多智，善待士，故其谮号，所用皆唐名臣世族。”

蜀地富足安定、人文传统悠久以及王建忠君礼士之风，成为吸引韦庄入蜀的重要原因。

|蜀地历史悠久的人文传统，江山如画般的自然风景，也是招揽士人的重要因素。长安的文人、画家、商人等上流精英，纷纷迁居于此，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天复元年（901年），韦庄一经入蜀，便凭借名门世族与当朝进士这两项身份，得到蜀主王建重用，任命其为掌书记管控地方民生。

当时正逢兵荒马乱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流民涌入蜀中避难，地方官员与豪绅沆瀣一气，贪腐欺压百姓，以致社会秩序更加混乱。

初入蜀地的韦庄，即便面临蜀中士族的种种施压，仍然以扶危济世为己任，义无反顾地签发“抚民通牒”，竭力保障民众修养生息。

|韦庄塑像。天祐三年(906年)王建借口天子东迁，在蜀建立行台，承制封拜，作为自己称帝的前奏。为了把这事通晓所部州县，除了广帖告谕外，还任命韦庄为安抚副使，让他到各地去做一番工作。如此一来，尽职尽责的韦庄做了不少除暴安民的好事，广受蜀中百姓称赞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，难得还有人愿意为民请命，一时间此事被传为蜀中美谈，王建因此任用韦庄为起居舍人，让他逐步参与到国家战略的谋划当中。

辅佐王建期间，蜀川也无可避免地裹入战争洪流，促使韦庄愈加坚定了于乱世重筑太平的理想。

|五代纷乱时期，富庶安定的蜀川也被其他诸侯所觊觎，韦庄为了维护蜀川的安定祥和，竭力辅佐蜀主王建治国，使得蜀川愈发富庶，甚至还出现“蜀多生五谷，弃之如粪土”的现象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韦庄在蜀七年共有两大治世功绩：一是阻止了王建以复仇为名征讨外敌，避免了发自于内部的主动战争；二是识破了朱温吞并蜀川的诡计，避免了由外部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。

凭借过人才智及对时局的精准判断，韦庄于短短五年内官升宰相，并帮助王建制定一系列规章法制，完成开国定基。据前蜀史料记载：“建之开国制度、号令、刑政、礼乐，皆庄所定。”

|玉谥宝，前蜀开国帝王王建印玺。唐朝灭亡之后，韦庄在蜀地拥戴王建称帝，并制定一整套开国制度。王建十分欣赏韦庄，命他掌管中书省和门下省，后来官至平章事，相当于宰相官职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对于韦庄个人而言，于七十三岁的风烛残年，还能在异国他乡遂了“志匡尧舜”的心愿，无异于达到五代士人理想状态的巅峰。

韦庄入川，带来的远远不止政治上的清明肃治，还有文化上的强大引流。由于他敬重先贤、礼待下士，入蜀时不少名士联袂同归，如毛文锡、牛峤等唐朝士大夫就随他同时入蜀，推动两川的文化迈上了新台阶。

若论韦庄对蜀川最大的文化贡献，莫过于重修杜甫草堂。

|入蜀后，韦庄在浣花溪找到杜甫当年的草堂遗迹，重新修建房屋居住。大约从这一时期开始，浣花溪渐渐成了成都市民春游的不二之选。相传在浣花夫人生日——农历四月十九这天，成都人倾城皆出到浣花溪游玩，史称“游江”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韦庄与杜甫有相似的家学传统，都出自名门却家道中落。二人皆希望通过入仕为官，来实现匡正时弊的伟大宏愿。

不幸的是，二人却又生逢乱世，屡遭兵火战乱，不得不踏上颠沛流离的漂泊路。

共同的政治追求，相似的人生境遇，使韦庄对杜甫产生异代知音之感，并展现出由衷的怀恋和敬重。

|韦庄逝世后，弟弟韦蔼收集他的部分诗稿，编成《浣花集》若干卷。之所以取此书名，是因为韦庄在蜀中从政时，曾居住于杜甫故居浣花溪，此举也是代表韦庄向前贤杜甫致敬。

入蜀第二年，韦庄特意寻觅杜甫在成都的浣花溪遗址，那里原先有杜甫居住过的草堂，但四周已经杂草淹没，房屋更是破败不堪。

韦庄不忍诗圣遗迹遭到践踏，于是教人铲草培土，在旧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建房屋，由此成为重修杜甫草堂的第一人。

|韦庄出于对杜甫的敬重，没有随意对杜甫草堂大加改动，基本上保持了它原有的面貌。自此以后，历代都在杜甫草堂的故居旧址建园立祠，并进行修葺。杜甫草堂之所以能驰名中外，成为蜀中的名胜古迹，与韦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对杜甫遗址的寻踪觅迹，不仅是韦庄出于仰慕前贤之举，而且对于推动西蜀文化发展，荟萃四海名士也有一定积极作用。

纵使晚年在蜀地获得了个人的显达，但大唐盛世已去，生不逢时的辛酸、颠沛流离的凄苦终萦绕在韦庄心头。

在蜀地理政的日子，韦庄始终未曾忘却故乡长安，在其所作《归国谣三首》中即可窥见一斑：“别后只知相愧，泪珠难远寄。”背弃故乡的酸楚，始终挥之不去，但这也是晚唐士人迫不得已的苦衷。

|韦庄虽然在蜀地官居高位，可却未能忘记故都长安，但此时唐王朝的统治危在旦夕，他自己也知道“回长安”只能是梦境与想象中的事，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始终无从诉说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有史学家将唐末五代文人命运概括为五个方面: “蹬蹬科场; 传食诸侯; 隐遁世外; 屈节偷生; 以文谋生。”韦庄在晚唐时期的生活轨迹与此如出一辙，这造就了他晚年惆怅悲苦的心境。

韦庄晚年好酒，曾在诗作《晚春》中自述心境，“万事不如酒，四时唯爱春”。

北宋《成都古今记》载唐宋时成都每月皆设市，其中“十月酒市”即是专为酒业而设，足见蜀地酒文化之盛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韦庄的好酒之心得到满足，其居蜀时期的许多诗词作品中，皆能看到酒的身影。

|韦庄诗词中呈现出很多有关酒的器具、品类、名称等文化符号，而且其中所表现的饮态与醉态颇有特色。

《赠峨眉山弹琴李处士》有“壶中醉卧日月明，世上长游天地窄”，《杂体联锦》有“江上柳能长，行人恋尊酒。尊酒意何深，为郎歌玉簪”，《鄠杜旧居二首》有“归来满把如渑酒，何用伤时叹凤兮”，可见酒对于韦庄来说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治蜀期间，韦庄去泸州看望入蜀的友人，在一同开怀畅饮后，写下《菩萨蛮》赞誉泸州美酒：

泸川杯里春光好，诗书万卷偕春老。

清酒一壶提，此时心转迷。

黄莺休见妒，枝头喜相扑。

一醉卧残阳，弥菱我最痴。

《菩萨蛮》

整首词风格一改往日惆怅低迷，叙述潇洒恣意，变得色彩明快，“就连枝头的黄莺也为这美酒所痴迷，欢快地扑打在一起”，尽显词人对泸州美酒坦率真挚的喜爱。

韦庄一生四处辗转漂泊，见识的美酒琼浆却也不在少数，可唯独在饮过泸州佳酿后，让他忘乎所以，呈现出如痴如醉的样态。

究其原因，除了韦庄自身境遇所引起的共鸣，还与唐代泸州酿酒业的发展息息相关。

唐王朝建立初期，为巩固大后方，将西南贡赋输送长安，派遣程咬金出任泸州大都督。

在程咬金的苦心经营下，泸州长江以南直至黔北二千余里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，陆续归顺了唐王朝中央政权，编为十四个羁縻州，隶属泸州都督府。

泸南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区，除汉人外，还有乌蛮、僰、獠、彝、苗等散居于群山溪谷当中，他们素有放饮豪歌的习俗。

每年冬至节后，这些少数民族便载着黄酒、黄麻、蓝靛等本土特产，沿着江门寨浮筏而下至城镇，交换汉族生产的米酒、食盐、布匹等生活物资。

借助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，少数民族酿造黄酒的技术，与汉族的米酒酿酒技术相互交流，进一步促进了泸州酿酒技术的发展。

|程咬金在任时，加大都泸南边战略通道的修筑、新建、延伸，在西南边形成以泸州都督府为中心的古道中转站。马匹、粮食、山货、贡品、税银源源不断地从泸州运往长安，特别是泸酒成为特色贡品，泸南边荔枝贡道上升到国家层面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中唐以后，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，中央政府为了稳固财政，开始对地方获利较大的商品实行专卖政策，其中便包括酒类。

按照规定，私营作坊及普通百姓酿酒出卖，需以实际售酒数量缴纳榷酒钱（每斗150文），自酿自饮则不纳入收税范围。

泸州作为当时的酒业重镇，形成了庄园作坊和民间自酿的生产模式。

唐昭宗景福二年（892年），大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孙柳玭自渝州移任泸州剌史，刚入州境，便有当地豪酋南麓相迎，敬酒拜谒。

|泸州地区土地以侏罗纪紫色母岩分布最广，土层深厚，土壤肥力高，矿物质含量丰富，且具有胶质好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这些特点特别适合小麦、高粱等酿酒原料的种植和生长。据《四川通史》记载：“泸南地区少数民族农业相当发达，土热多雨、稻粟皆再熟”，说明高粱已在丘陵河谷得到广泛种植。

在各自经营的庄园里，有成百上千的依附农民，广植五谷，以家庭作坊的方式，各自酿酒。这种形同于欧州中世纪封建地主庄园里设立酿酒作坊的生产方式，标志着当时泸州酿酒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。

民间由于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，难以像豪酋那般承担高昂的酒税成本，但在交够一定酒税后，酒户可以免除徭役，故而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酿酒作坊。

陆游在他的《老学庵笔记》里提到：“唐代蜀中士子莫不酤酒。”泸州的酒业情况大抵如此，带有文化学识的士人普遍自家酿酒出售。

|唐朝政府为了扶植官营酒业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，而对民间酿酒制定较高的税收。唐代剑南道地区的酒业政策，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基本情况一致，以征收榷酒钱为主。

这种自然经济下的酿酒形式，对于推动民间酿酒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20世纪90年代，在泸州市区营沟头古窑址内，出土了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陶器酒具，其中发现了7种样式的酒壶，3种样式的酒杯，以及20余种较为独特的小型盛酒器等。可见五代泸州酒业发展促使器皿需求种类增加，使之能够满足酒的不同饮用方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20余种较为独特的小型盛酒器中，有瓜棱壶、敞口壶、双耳杯等。用如此小巧玲珑的酒具乘酒，并不似黄酒那般大碗饮用，这或许标志着晚唐五代酿酒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，出现了现今的烧酒。

除了已经存在的黄酒、米酒及可能存在的烧酒外，得益于气温的骤然回升，唐代泸州还盛产以荔枝为原料制成的果酒。

按照竺可桢气候变化曲线显示，从隋唐开始，历经五代一直到北宋末年，我国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，其时间大致是公元600年到公元1100年。

晚唐五代，位于北纬28－29°之间的溱州（重庆綦江区）尚有大象栖息生存，与其纬度仅相差0.5°左右的泸州，也处于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，符合荔枝喜高温、喜日照的生长需求。再加上庄园制经济的繁荣，还对林副产品经营具有刺激作用，人们因地制宜地开展大规模荔枝种植，也是对环境适应的必然结果。

据《方舆胜览》载：“僰住施夷中最贤者，古所谓僰僮之富，多以荔枝为业。园植万株树，收一百五十斛。”

产量丰富的荔枝除投入市场交易外，还被用于自家酿酒。唐代泸州酿造出的荔枝春，便是采用荔枝发酵制酒法酿制而成的果酒，引得往来文人流连忘返。

与韦庄处于同时期的诗人郑谷，也因战乱割据而奔避入蜀，在路过涪江岸边的遂州（四川遂宁）时，遇到与他同样凄凉、谪居于此的故人裴晤，触景生情而赋得《旅次遂州将之泸郡》。

|图为泸州合江妃子笑荔枝。据时人记载，荔枝泸叙（泸州）之品为上，涪州（重庆涪陵）次之，合州（重庆合川）又次之，说明唐宋时泸州荔枝品质冠绝蜀中。若从果品产量上看，“蜀中荔枝唯泸戎最多”。得益于产量与品质的双重优势，泸州衍生出了一系列有关荔枝的其他产业，荔枝酿酒便是其中之一。图源：视觉中国

其中一句“我拜师门更南去，荔枝春熟向渝泸”，表明荔枝春（果酒）的芳醇和魅力声名远播，已成为泸州吸引士人驻足的绝佳好物。

有唐一代，酿酒技术经时间的打磨而愈发炉火纯青，而酒文化在悠远飘香中酝酿得更加醇厚。文人墨客笔下的泸州，总是少不了这杯中之物。

正因如此，当韦庄来到泸州地界，难免不会为琳琅满目、飘香醇厚的美酒所痴迷。

|泸州酒清澈之中蕴含醇厚气息，浓烈之余回味悠长。

纵观韦庄一生，虽在蜀中辅佐君王开国定基，实现了匡时济世的伟大宏愿，可却被迫远离了自身朝思暮想的故乡，终年漂泊在羁旅思乡的路上。

可以说，泸州酒既是晚年韦庄的情感寄托，又是他的感怀媒介，成为构建起他“仕蜀生命”的重大支撑。

得天独厚条件下酿成的醇香美酒，在酒杯的豪爽中尽情发散，成就了韦庄的千古吟唱。

在饮过这杯泸州酒后，韦庄这一生的羁旅漂泊，都将化作过往云烟，青史留痕的只有他治理蜀川的丰功伟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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